大家也都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不能专属于李明辉所批评的那么几位学者。
虽然俗人应该避开雅人，但在雅人那里，同样有许多的俗气。其实，自由的美就应该轻松些，没有必要总是眼里含着热泪。
良奈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春，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里有生命的觉醒，有对青春的留恋，那么美，又那么悲凉。而文呢？也可以传达出觉醒了的人的声音。百看不厌，这是好书、好画，好的戏剧、电影，都在追求的境界。卫玠，可是难得一见的风流人物，只是太过瘦弱了，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所以被围观的人给看杀，也就合情合理了。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是非常有名的，他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而文的独立，也彰显了人的觉醒实际上，讲生活中处处有美，不过盲目的乐观。在阳明看来，就心的本来面目而言，每个人与圣人一样，都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种一体主要表现为相互之间的诚爱无私，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
程颢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身与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与四体不仁无异也。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看起来，程颐强调公是行仁的要法，即公是实践仁的主要方法。
然而，程颢仁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不像张载的《西铭》那样具体地表现为亲亲、仁民、爱物，表达出以爱为基础的伦理情感，所以朱熹对此有所批评。由此可见，阳明万物同体思想的重点是在博施济众、仁民爱物的亲民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在他那里虽然有与物同体、万物一体、天地一身三种说法，但万物一体的说法在后世最有影响，如明代心学都是讲万物一体的。五峰很强调仁的重要性，认为仁是圣学的要道： 夫圣人之道，本诸身以成万物，广大不可穷，变通不可测，而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曰仁而已。事实上，仁体正是体物不可遗。这比上蔡知仁则知心知性的说法，比吕大临反得吾仁，昔之所丧，今复得之的思想在心性论上都进了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程颐以公论仁，可以看作是对人在行仁的具体实践中的流弊的警惕，是有其意义的。这表明生生之仁与一体之仁是相互关联的，生生之仁是同体之仁的宇宙论根据而对于港台新儒家而言，墨学复兴不复兴，不在关注范围内。学人争相训诂《墨子》，俨然成一小圈子的神智游戏。
墨学和西学在博爱、民主、科学、逻辑、自由、平等、人权诸多方面的若合符契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故中国学人转而向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墨家寻求可资接引西学的思想资源。顾如穷多年心力撰作而成的《立墨——墨子经义解诂》，是墨学复兴浪潮中空前绝后的作品。
使得当代墨学在和儒学相互辩难的时候，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墨子》原文内证的论点论据。殊不知墨子也曾称于孔子，也言孔儒有可取的地方，所谓是亦当而不易也。
即便是放到文化对话场域，也只能在儒墨互补上做一些小心翼翼的、众所周知的文章，连提出儒墨之间有绝对互斥的地方的客观事实也被目为破坏国学内部统一战线、破坏墨学复兴安定团结局面的政治不正确之举。此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墨辨逻辑学、《墨子》城守篇、《墨经》的概念核定上。左派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似乎和墨学有天然的亲缘，但离墨家非儒的原意，已经相去甚远了。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新墨家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全盘性反传统的遗传，本来应该是自己人。墨家如果在当下仍然自甘居于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地位，那只能说明我们几代人复兴墨学的工作，是彻底失败的。只有训诂定了，经义才能发明。
该书在坚持以墨解墨解经原则的基础之上，又充量延展了墨学现代性诠释的可能性与空间。改革开放至今的墨学复兴，则赶上传统文化回潮、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时代。
常规而言，理解近代墨学复兴有两条路径。我盼望着未来，有越来越多像顾如这样的墨者，积极从事跨界跨领域的哲思，养成兼容开放的文明对话心态，把墨家兼爱非攻的福音传到地极，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是故训诂学的演进，自有其家法和规则，是非对错可以交给时间和后人去验证。希望未来顾如能有时间能加以整理，继续拓展墨学现代性诠释的限度。
顾如的《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充分昭彰了墨家学派的声音，提供了诸多墨学中可资调用来介入当下社会、介入意识形态场域的思想资源，且其所述句句皆有《墨子》文句训诂的支撑，实可称为用墨学来说话的实战手册书。就近代中国墨学研究的谱系而言，既可将之归位于传统治墨理路的基础性、还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之为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以中国墨学对话普世诸宗教文明的思想实验。我们对当代墨家的定位，是国学内部的反对派，文化主流中的在野党。由于港台新儒家将精力锁定在学术界，加之影响主要在港台以及海外，使得他们的思考言谈在某种程度上隐隐有和中国大陆腹地的实际情况相互脱节处。
就立足本土、活化古学、开创新思的角度而言，顾如《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在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所做的工作，实可与蒋庆先生《儒家公羊学引论》开创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新局面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对孔孟之道极其反感。
过往解墨之失，就在于孙诒让等儒生以儒解墨，其后墨研学者步其后尘，就将一些错误的解法继承下来。训诂如果不能结合全文义理给予融贯，也很难掌握《墨子》单个字词释义的原始义和扩展义。
至于左派，则是马列主义言说传统的惯性问题。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国纪元以前的墨学复兴，是学者一旦离开对西学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无法向五四自由派和新文化运动健将申明墨学在彼时仍有价值，有以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贡献在哪里。
对具体字形字义的训诂考证，历代学者各擅其长，所得之结论，或为万古不刊之论，或历时不到一代就贻笑大方之家。例如遵循孟子以墨家为无父的禽兽之论来解墨，则不免以儒家层层推恩式的仁爱为最具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而大加标举，将墨家的兼爱价值观扭曲为满世界输出革命、爱别人爸爸和爱自己爸爸一样的国际主义乌托邦空想。对群经的考辨扩展到诸子百家，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子》因之受惠。突出贡献者有胡适、梁启超等人。
儒学在大陆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所影响，其中演化出不少危险论调，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墨学复兴运动同仁认真吸取，并总结反思的。其二是儒学权威不再，孔孟之道不敷应对西学冲击。
他们的训诂工作，固然对读懂墨学作用不菲，然亦由于不少训诂者以儒解墨路径依赖之缘故，使得墨学经义出偏，闹出不少笑话。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补来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
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是不是新墨家的政治光谱定位以及学派归属厘定，产生了因外界和自身的讯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处境错置。（作者黄蕉风为香港墨教协会主席） 进入专题： 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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